在文化史发展进程中,为了建立发展平台,各国历史学家做出了努力



  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关于19世纪文化史发展的。史料的开放和整理,是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有了档案材料,历史学家才能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揭示出新的历史事实,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进步。尽管正如伊格尔斯所说,历史档案和材料主要是对政治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可否认,文化史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档案材料的开放方面,政府资助出版或珍藏的档案文献反映出了各大历史时期的法律和习俗,这是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如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的大量资料就来源于法国史料集成。另一方面,历史资料的开放和整理经历了从首都向主要城市,再向中小城镇的档案馆和博物馆扩散的过程,其中,地方性档案馆中关于风俗、习惯、经济和气候变化等方面也有不少记载,因而,它们成为文化史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再如考古学等历史辅助学科的发展,为文化史发展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视角。19世纪时,学者们的研究深入到人类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不仅档案的开放和整理为历史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便利。而且历史学的其他辅助学科,如考古学、古文字学、碑铭学、钱币学、纸草学等等也快速发展起来,推动着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19世纪的政治史家们多强调史料的可证实性,他们对于记录着过去的书面文字和口头流传极为依赖,对考古学等无声的物质遗迹则关注得少一些。因为在他们看来,物质遗迹必须依靠研究者的推测和想象,缺乏直接的可证实性。而对于布克哈特等文化史家来说,物质遗迹恰恰具有一般书面文字或口头流传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它们避免了书面文字或口头流传等资料可能兼有的宣传性或主观性,能更公正地重构历史文化风貌。因而他们大胆采用图像和遗迹作为史料,因而辅助学科与文化史研究相得益彰。

  

  以考古学为例。它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开始进入自己发展的黄金世纪。此时它远远突破了近代早期古文物收藏者们那种单纯收藏古文物的界限,往往通过研究找到的古文物资料作为还原过去的依据。当时的欧洲各国考古学家的足迹不仅遍及意大利、希腊,而且远及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特别是传统与欧洲保持密切联系的近东地区。大批古代实物史料和文字史料被发现并得到整理、发表。在学术界流转,揭开了重新研究古代世界的崭新时代,许多学者将自己的研究转向古代世界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中世纪,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史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

  

  另外,19世纪西方殖民扩张的迅速发展,也激发了一些考古工作者对非欧地区的历史文化的广泛兴趣。古代埃及文的释读由是成为该时代史学最激动人心的成就之一,并因此产生了第一个关于东方史的史学研究分支学科—埃及学。此外,西亚古代的楔形文也在这个时代酝酿着突破。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史的发展,也强化了文化史家们的一种观念,即古代东方是文化不发展、文明不断运动的社会,进而将欧洲视为整个世界的真正希望。

  

  再次,历史专业杂志逐渐发展,为文化史的发展提供了平台。19世纪文化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便是历史专业杂志的创办。从德国来看,文化史的需要是由植根于历史意识深处扩展开来的。早在1856年,约翰勒斯·华尔克( Johannes Falk)和约翰·米勒( Johann Muller)等人就创办了《德国文化史杂志》( Zeitschrift fir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被视为非职业历史学家的业余性成果的展示台。尽管它在历史领域的影响远远不如1859年创立的《历史杂志》,但它标志着文化史在德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在1893年施泰因豪森( Georg Seinhausen)接管《德国文化史杂志》后,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希望扩大文化史的影响力。他将文化史理解为专门史,它不包括政治史在内;在实践中,他将文化史视为日常生活史,关注影响普通人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机构。尽管他也关注民族生活的内在本质,但他反对将所有社会生活方面都纳入发展阶段的进步观念,在德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果说德国的《历史杂志》刊载的主要是政治史方面的文章,法国和英国的历史专业杂志则有所不同,它们都包含了一些文化史的研究。1876年摩诺和考斯道夫·法尼埃创办《历史评论》时,在序言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研究日益重要,在这个广阔的学术领域里,每天都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探讨,要及时掌握这一切,即使是以历史为职业的学者,也日益感觉困难。我们相信,我们创办的《历史评论》这个刊物以利于探讨历史各个领域的有独创性作品的出版,并提供外国和法国历史研究动态方面准确而完整的报道,也就是为了满足学术界一大部分人的需要。……我们这本杂志的范围并不排除历史研究的任何领域……”

  

  1886年英国出版了第一种历史杂志《英国历史评论》,剑桥历史学派代表人物阿克顿在上面发表了题为《德国历史学派》的文章,在其中,他提出了那些潜伏于19世纪历史研究底层的种种观念,“把历史研究与全欧洲的政治、宗教与经济思想运动结合在一起。”此后的近10年时间里,阿克顿在《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水准很高的文章。尽管他服膺于兰克史学,但他却认识到,历史研究的领域超出了政治事务的范围,并进而关注思想运动,这些思想运动是政治事件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历史首先是一个精神的历程,思想与理想的形成与运用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