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ERE-RUC第一届“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暑期学校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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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和中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家协会(CAERE)联合主办的第一届“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暑期学校(CAERE-RUC Summer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s)于7月30日至8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除了六位教授的精彩讲授与分享外,还有来自清华、南开等各大高校的27名教师与博士作为学员,进行研究成果展示与交流。

  参会者们的展示按主题分为六大版块,分别是气候变化和能源、污染与经济评估、减缓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环境服务和水资源,每一版块分别对应六位教授讲座主题或研究领域。展示环节不仅为每位参会者提供了一次展示自我、提升能力的机会,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接受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顶尖教授指点、与众多青年研究者学习切磋的珍贵平台。犀利的点评、尖锐的问题,以及思维碰撞过程中激发的灵感,都为参会者们改善论文质量、提升研究水平、拓宽研究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契机。

  

  Part.1

  气候变化和能源

  来自清华大学的曹静副教授展示了她在全国碳市场方面的研究,她运用准实验研究法分析了全国电力部门电厂级别数据,结果显示通过减少受到管制的煤电厂煤炭消费量,二氧化碳减排得以实现,同时对非化石能源发电厂造成正外部效应,且并没有发现碳泄漏的证据。

  

  来自江苏大学的孙华平副教授运用了1990-2015年55个“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数据,估计了这55个国家的长期、短期和总体能源效率及其背后原因,研究表明能源效率低下是结构性结果,因此“一带一路”国家应注重解决长期政策问题。

  来自天津大学的胡文晧博士后通过分析城市住户能源需求数据,建立两阶段模型,分析了不同能源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研究结果表明电力与家庭能源使用收入弹性较小,但仍旧高于发达国家中相应数据,而交通部门能源需求具有收入弹性。

  

  Part.2

  污染和经济评估

  湖南大华岳学副教授采用地理编码的县级数据和Duflo-Pande工具分析了我国城市工业园区建设的污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或省级的工业园区实际促进了空气污染的减缓,而设计合理的、因地适宜的政策既能推动经济增长又能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得益于工业园区行政激励和国家监察系统严格的环境规制,未来应该选择更加清洁的主导产业及更加适宜的工业园区位置。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胡蕾博士利用POI数据和二手房交易数据,选用Spatial Hedonic Model和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s验证了自然舒适性资源对房价的影响及其影响分布,结果表明不同的舒适性资源对房价的影响不同,且即使是同种舒适性资源,其对房价的影响也因具体地方而异,这表明用“一刀切”的方法来描述房价、服务于城市规划政策的局限性。

  另一位来自环境学院的博士苏红岩运用dichotomous choice (DC) CV数据和multiple-bounded discrete choice (MBDC) CV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系统地展示了她对WTP模型中偏好不确定性和异质性方面的研究成果。

  中南大学商学院的黄娟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与大气污染数据及气象数据,验证了中国Two Control Zones (TCZ)政策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TCZ规制显著降低了SO2排放并提高了个体主观福利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外部性,与伊斯特林悖论不符。此外,研究还进一步对污染减缓的WTP进行了估计。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马本副教授将重点放在中央转移支付(Central Transfer Payment),利用差异识别策略以检验具体制度背景之下,中央转移支付对县域环境绩效的影响。基于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中央转移支付政策对当地空气质量改善具有积极影响,且提高粉尘去除率和限制污染密集型产业所带来的工业粉尘减少比SO2减少更为显著。另外,基于不同的政策力度、干预期限、地区以及生态功能类型等,政策影响显示出了显著地异质性。

  Part.3

  减缓气候变化

  来自云南大学的田永晓博士后运用1998-2015年35个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工业部门能源价格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她的研究表明能源价格对碳减排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而减弱。另外这种负面影响会在能源密集型部门得到加强。这也证实了能源价格对工业低碳发展的重要性。在讨论环节,李传忠教授提出田永晓可以运用不同部门能源价格与碳排放数据以构造长期动态模型,而胡文晧等与田永晓就数据的选取与模型的构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天津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刘保留在报告中展示了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他选用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碳减排的效果显著,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相对较弱;技术创新中技术创新投入更有助于碳减排,而技术创新产出作用较小。

  沈阳农业大学的封硕认为林业碳汇交易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经济手段,但现实中林业碳汇开展不顺利的原因在于对碳汇需求的分析有偏差。他利用小波一致相关分析探索林业部门在经济生活中的特点,并以此为依据利用冰山成本的形式将碳汇交易引入到具有Dixit-Stiglits微观基础的经济模型中,发现不同产业对碳汇交易的承受能力不同,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武汉经济管理学院的刘茜考察了省级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积累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相关技术领域创新产生的影响。他发现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对企业级创新具有知识溢出效应。同时积极的知识溢出效应在发明专利中很明显,但在实用专利中却很弱。另外,行业的能源密集程度越高,企业从CDM项目中吸收的知识溢出影响就越大。

  

  Part.4

  绿色发展

  英国利物浦利物浦大学的王玮华则重点探究了对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和金融经济体系的优化。他结合内生增长模型和Davoodi&Zou模型,构建了一个具有生态环境和财政分权变量的新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财政分权、研发等经济活动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最终得到了财政分权和税收负担会对环境质量产生衰退效应,但两者的协同作用会产生相互削弱的效应,并据此提出了财政分权和税收制度应注意导向的协调一致等政策建议。

  济南大学商学院和绿色发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余悦重点关注旅游开发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搜集了30个省份1999—2014年或2000—2012年的数据,分析得出随着旅游收入增加100%,绿色福利会增加3.95%,另外还得到了开放和教育对绿色福利有着显着的积极影响的发现。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还显示,旅游业的发展是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减少环境污染来影响绿色福利的。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段存儒通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型城市转型会在统计意义上显著降低该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同时成熟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的转型是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的主要原因。

  

  同样来自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朱日新基于“2+26”政策实施的背景,借助我国北方134个城市和地区的空气质量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该政策对大气污染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相对于未实施该政策的城市,实施了该政策的城市空气质量好转的程度明显更高;同时,该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闫烁以贵州省为例,运用三阶段DEA理论模型对贵州省1997-2017年的绿色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根据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绿色效率值的变化趋势,发现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之后,贵州省的绿色效率明显呈上升趋势;另外,比较两阶段的绿色效率值可以得到,外部环境因素对绿色效率存在显著的影响。

  

  Part.5

  环境规制

  中南大学商学院的博士生刘东华从中国二氧化硫排放交易的角度,研究了基于市场的环境监管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DDD测算,研究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对污染较严重的行业企业出口产生了更大的积极影响,并且观察到这种影响是通过刺激技术创新来实现的。这一结果与波特假说是一致的,表明基于市场的环境监管可以提高出口竞争力。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潘若曦对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文章利用中国2000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同监管工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指挥控制环境规制可以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通过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成本的监管对东西部地区有效;基于投资的监管通过技术创新显著4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监管可以通过所有地区的工业、能源和技术创新途径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Part.6

  环境服务和水资源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智将研究重点放在利用货币激励措施诱导私人提供公共产品这一问题上,通过一系列实验室实验和试点试验,探索了向个人筹集资金来进行对农民的支付的管理新实践。在他们所提出的机制中,当总捐款未达到提供公共物品所需的资金门槛时,个人将签订一份合同来给合格的贡献者提供保证金作为补偿。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表明,当这种合同存在时,供应概率、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显著增加,而生产者剩余则略有下降。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助理教授张达通过分析一般均衡效应,发现污染投入的价值份额是短期内竞争性经济中基于数量的政策的福利发生率的充分统计量。在部门和区域以及消费者偏好方面,这一结果是非常稳健;但基于给定的污染税,福利发生率可能会因具有不同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的经济体而异。在这方面,基于数量的政策工具导致比价格工具更明确的福利发生率。

  另一位来自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研究所的许文超副教授提出,在美国西部等干旱气候区,由于水转移带来的损害而形成的不满意的第三方往往会推迟和阻碍这类交易的进行,他的文章设计了一个新的多边谈判实验,来研究水交易利益分配中动态联盟的形成。结果显示,否决权可以显著改变共享模式和谈判进程,另外将决策成本包含在内有利于缩短谈判时间。

  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申培垚通过实验来研究实体向监管机构自我报告信息时的不真实报告问题,为了增加报告真实性,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对报告的真实性进行检查。通过研究发现,提供奖励给发现者,从而将第三方或监管机构转变为“赏金猎人”,可以显著提高报告的真实性;另外,奖励第三方往往比奖励监管机构更有效率。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张倩通过空间计量方法,收集了相关地区97个地级市从2005年到2015年的数据,研究包括水在内的中国长江流域自然资源丰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空间模型结果更可靠,发现长江流域不存在自然资源诅咒,并且存在空间自相关和显著的溢出效应。

  

  建言献策,共同成长

  为践行暑期学校的举办理念,推进青年学者学术论文完善与研究能力提升,推进学术交流与国际国内合作,同时为了完善暑期学校办学机制、优化举办形式、提升教学效果,由Dale Whittington教授提议,暑期学校特设了讨论会环节,向各位参会者们征求意见与建议,以期在未来举办更高规格、更优品质的暑期学校。讨论会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龚亚珍副教授主持。

  

  讨论会上,各位教授、参会者纷纷建言献策,如加强前期宣传工作、对参会者论文进行筛选分级分类、建立学习材料分享平台、丰富暑期学校举办形式、提供更长的展示讨论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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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e Whittington教授仔细听取了参会者们的意见与建议并进行了详细地记录,他对高质量教育的追求和对教学的全情付出可见一斑。

  

  另外,还有不少参会者就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学科在不同学校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及疑问,在场的老师都一一耐心解答。

  

  闭幕式

  8月1日下午,为期三天的暑期学校落下帷幕,闭幕式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201会议室举行,由龚亚珍副教授主持。

  

  龚亚珍老师首先感谢了六位从国外专程赶来的讲座教授,并感谢了参会者以及筹备组的老师与同学。龚老师表示,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与中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家协会第一次联合举办暑期学校,正是有了各位教授、参会者和筹备组成员的支持、付出、包容,才使得暑期学校成为可能并成功举办,尽管还存在众多不足,但是以大家的意见与建议作为参考,以后的暑期学校一定办得越来越好。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吴健教授与中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家协会会长王华教授为各位参会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并鼓励他们未来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不断探索、不断进步;讲座教授为筹备组志愿者们颁发了志愿者证书。第一届CAERE-RUC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暑期学校圆满落幕。

  

  精彩瞬间

  认真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图文 /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编辑 / 柴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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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和中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家协会(CAERE)联合主办的第一届“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暑期学校(CAERE-RUC Summer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s)于7月30日至8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除了六位教授的精彩讲授与分享外,还有来自清华、南开等各大高校的27名教师与博士作为学员,进行研究成果展示与交流。

  参会者们的展示按主题分为六大版块,分别是气候变化和能源、污染与经济评估、减缓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环境服务和水资源,每一版块分别对应六位教授讲座主题或研究领域。展示环节不仅为每位参会者提供了一次展示自我、提升能力的机会,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接受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顶尖教授指点、与众多青年研究者学习切磋的珍贵平台。犀利的点评、尖锐的问题,以及思维碰撞过程中激发的灵感,都为参会者们改善论文质量、提升研究水平、拓宽研究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契机。

  

  Part.1

  气候变化和能源

  来自清华大学的曹静副教授展示了她在全国碳市场方面的研究,她运用准实验研究法分析了全国电力部门电厂级别数据,结果显示通过减少受到管制的煤电厂煤炭消费量,二氧化碳减排得以实现,同时对非化石能源发电厂造成正外部效应,且并没有发现碳泄漏的证据。

  

  来自江苏大学的孙华平副教授运用了1990-2015年55个“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数据,估计了这55个国家的长期、短期和总体能源效率及其背后原因,研究表明能源效率低下是结构性结果,因此“一带一路”国家应注重解决长期政策问题。

  来自天津大学的胡文晧博士后通过分析城市住户能源需求数据,建立两阶段模型,分析了不同能源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研究结果表明电力与家庭能源使用收入弹性较小,但仍旧高于发达国家中相应数据,而交通部门能源需求具有收入弹性。

  

  Part.2

  污染和经济评估

  湖南大华岳学副教授采用地理编码的县级数据和Duflo-Pande工具分析了我国城市工业园区建设的污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或省级的工业园区实际促进了空气污染的减缓,而设计合理的、因地适宜的政策既能推动经济增长又能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得益于工业园区行政激励和国家监察系统严格的环境规制,未来应该选择更加清洁的主导产业及更加适宜的工业园区位置。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胡蕾博士利用POI数据和二手房交易数据,选用Spatial Hedonic Model和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s验证了自然舒适性资源对房价的影响及其影响分布,结果表明不同的舒适性资源对房价的影响不同,且即使是同种舒适性资源,其对房价的影响也因具体地方而异,这表明用“一刀切”的方法来描述房价、服务于城市规划政策的局限性。

  另一位来自环境学院的博士苏红岩运用dichotomous choice (DC) CV数据和multiple-bounded discrete choice (MBDC) CV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系统地展示了她对WTP模型中偏好不确定性和异质性方面的研究成果。

  中南大学商学院的黄娟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与大气污染数据及气象数据,验证了中国Two Control Zones (TCZ)政策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TCZ规制显著降低了SO2排放并提高了个体主观福利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外部性,与伊斯特林悖论不符。此外,研究还进一步对污染减缓的WTP进行了估计。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马本副教授将重点放在中央转移支付(Central Transfer Payment),利用差异识别策略以检验具体制度背景之下,中央转移支付对县域环境绩效的影响。基于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中央转移支付政策对当地空气质量改善具有积极影响,且提高粉尘去除率和限制污染密集型产业所带来的工业粉尘减少比SO2减少更为显著。另外,基于不同的政策力度、干预期限、地区以及生态功能类型等,政策影响显示出了显著地异质性。

  Part.3

  减缓气候变化

  来自云南大学的田永晓博士后运用1998-2015年35个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工业部门能源价格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她的研究表明能源价格对碳减排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而减弱。另外这种负面影响会在能源密集型部门得到加强。这也证实了能源价格对工业低碳发展的重要性。在讨论环节,李传忠教授提出田永晓可以运用不同部门能源价格与碳排放数据以构造长期动态模型,而胡文晧等与田永晓就数据的选取与模型的构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天津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刘保留在报告中展示了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他选用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碳减排的效果显著,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相对较弱;技术创新中技术创新投入更有助于碳减排,而技术创新产出作用较小。

  沈阳农业大学的封硕认为林业碳汇交易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经济手段,但现实中林业碳汇开展不顺利的原因在于对碳汇需求的分析有偏差。他利用小波一致相关分析探索林业部门在经济生活中的特点,并以此为依据利用冰山成本的形式将碳汇交易引入到具有Dixit-Stiglits微观基础的经济模型中,发现不同产业对碳汇交易的承受能力不同,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武汉经济管理学院的刘茜考察了省级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积累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相关技术领域创新产生的影响。他发现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对企业级创新具有知识溢出效应。同时积极的知识溢出效应在发明专利中很明显,但在实用专利中却很弱。另外,行业的能源密集程度越高,企业从CDM项目中吸收的知识溢出影响就越大。

  

  Part.4

  绿色发展

  英国利物浦利物浦大学的王玮华则重点探究了对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和金融经济体系的优化。他结合内生增长模型和Davoodi&Zou模型,构建了一个具有生态环境和财政分权变量的新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财政分权、研发等经济活动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最终得到了财政分权和税收负担会对环境质量产生衰退效应,但两者的协同作用会产生相互削弱的效应,并据此提出了财政分权和税收制度应注意导向的协调一致等政策建议。

  济南大学商学院和绿色发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余悦重点关注旅游开发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搜集了30个省份1999—2014年或2000—2012年的数据,分析得出随着旅游收入增加100%,绿色福利会增加3.95%,另外还得到了开放和教育对绿色福利有着显着的积极影响的发现。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还显示,旅游业的发展是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减少环境污染来影响绿色福利的。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段存儒通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型城市转型会在统计意义上显著降低该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同时成熟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的转型是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的主要原因。

  

  同样来自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朱日新基于“2+26”政策实施的背景,借助我国北方134个城市和地区的空气质量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该政策对大气污染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相对于未实施该政策的城市,实施了该政策的城市空气质量好转的程度明显更高;同时,该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闫烁以贵州省为例,运用三阶段DEA理论模型对贵州省1997-2017年的绿色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根据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绿色效率值的变化趋势,发现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之后,贵州省的绿色效率明显呈上升趋势;另外,比较两阶段的绿色效率值可以得到,外部环境因素对绿色效率存在显著的影响。

  

  Part.5

  环境规制

  中南大学商学院的博士生刘东华从中国二氧化硫排放交易的角度,研究了基于市场的环境监管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DDD测算,研究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对污染较严重的行业企业出口产生了更大的积极影响,并且观察到这种影响是通过刺激技术创新来实现的。这一结果与波特假说是一致的,表明基于市场的环境监管可以提高出口竞争力。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潘若曦对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文章利用中国2000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同监管工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指挥控制环境规制可以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通过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成本的监管对东西部地区有效;基于投资的监管通过技术创新显著4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监管可以通过所有地区的工业、能源和技术创新途径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Part.6

  环境服务和水资源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智将研究重点放在利用货币激励措施诱导私人提供公共产品这一问题上,通过一系列实验室实验和试点试验,探索了向个人筹集资金来进行对农民的支付的管理新实践。在他们所提出的机制中,当总捐款未达到提供公共物品所需的资金门槛时,个人将签订一份合同来给合格的贡献者提供保证金作为补偿。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表明,当这种合同存在时,供应概率、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显著增加,而生产者剩余则略有下降。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助理教授张达通过分析一般均衡效应,发现污染投入的价值份额是短期内竞争性经济中基于数量的政策的福利发生率的充分统计量。在部门和区域以及消费者偏好方面,这一结果是非常稳健;但基于给定的污染税,福利发生率可能会因具有不同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的经济体而异。在这方面,基于数量的政策工具导致比价格工具更明确的福利发生率。

  另一位来自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研究所的许文超副教授提出,在美国西部等干旱气候区,由于水转移带来的损害而形成的不满意的第三方往往会推迟和阻碍这类交易的进行,他的文章设计了一个新的多边谈判实验,来研究水交易利益分配中动态联盟的形成。结果显示,否决权可以显著改变共享模式和谈判进程,另外将决策成本包含在内有利于缩短谈判时间。

  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申培垚通过实验来研究实体向监管机构自我报告信息时的不真实报告问题,为了增加报告真实性,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对报告的真实性进行检查。通过研究发现,提供奖励给发现者,从而将第三方或监管机构转变为“赏金猎人”,可以显著提高报告的真实性;另外,奖励第三方往往比奖励监管机构更有效率。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张倩通过空间计量方法,收集了相关地区97个地级市从2005年到2015年的数据,研究包括水在内的中国长江流域自然资源丰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空间模型结果更可靠,发现长江流域不存在自然资源诅咒,并且存在空间自相关和显著的溢出效应。

  

  建言献策,共同成长

  为践行暑期学校的举办理念,推进青年学者学术论文完善与研究能力提升,推进学术交流与国际国内合作,同时为了完善暑期学校办学机制、优化举办形式、提升教学效果,由Dale Whittington教授提议,暑期学校特设了讨论会环节,向各位参会者们征求意见与建议,以期在未来举办更高规格、更优品质的暑期学校。讨论会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龚亚珍副教授主持。

  

  讨论会上,各位教授、参会者纷纷建言献策,如加强前期宣传工作、对参会者论文进行筛选分级分类、建立学习材料分享平台、丰富暑期学校举办形式、提供更长的展示讨论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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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e Whittington教授仔细听取了参会者们的意见与建议并进行了详细地记录,他对高质量教育的追求和对教学的全情付出可见一斑。

  

  另外,还有不少参会者就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学科在不同学校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及疑问,在场的老师都一一耐心解答。

  

  闭幕式

  8月1日下午,为期三天的暑期学校落下帷幕,闭幕式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201会议室举行,由龚亚珍副教授主持。

  

  龚亚珍老师首先感谢了六位从国外专程赶来的讲座教授,并感谢了参会者以及筹备组的老师与同学。龚老师表示,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与中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家协会第一次联合举办暑期学校,正是有了各位教授、参会者和筹备组成员的支持、付出、包容,才使得暑期学校成为可能并成功举办,尽管还存在众多不足,但是以大家的意见与建议作为参考,以后的暑期学校一定办得越来越好。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吴健教授与中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家协会会长王华教授为各位参会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并鼓励他们未来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不断探索、不断进步;讲座教授为筹备组志愿者们颁发了志愿者证书。第一届CAERE-RUC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暑期学校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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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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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柴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