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向五个波兰国家电视频道开放地面电视网络



今年夏天,立陶宛地面电视网络首次增加了5个波兰电视频道。波兰电视节目的覆盖范围仅限于立陶宛东南部的网络。该地区拥有大量波兰语使用者,他们也是立陶宛波兰语电视节目的主要观众。波兰族裔占立陶宛人口的6.6%,大多数居住在维尔纽斯市,占当地人口的23%。因此,波兰国家电视台计划为维尔纽斯居民推出一个波兰语特别频道“TVP Wilno”。

5月初,波兰语电视频道开播。随后立陶宛广播电视委员会(Lithuan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commission)于6月底宣布,根据最新调查,立陶宛国家频道俄语电视节目的内容比去年明显减少。当局分析显示,有关俄罗斯的电视内容每周减少了五分之一,从95小时33分钟减至75小时6分钟。

在立陶宛国家主权和自由形象方面,电视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1991年1月13日,苏联军队占领维尔纽斯电视塔。20世纪80年代起,电视塔就是该城的地标象征。苏联曾致使众多前来保护电视塔、坚定支持国家走向独立的平民受伤。自此,这一悲惨事件便与民间社会非武装抵抗力量(帮助国家恢复独立)的象征联系在一起。

在立陶宛独立的第一个十年里,存在一些由主要商业集团控制的私人频道,但因资源和广告收入不足,本土电视频道艰难挣扎。为了降低节目支出,一些频道开始大量播出源自俄罗斯的低成本内容。此外,因为当时处于转型期,同西方电视节目相比,俄罗斯电视节目中的一些内容更容易和立陶宛产生关联。立陶宛观众能够听懂俄语节目,是由于在苏联时期他们曾把俄语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因而,立陶宛国家有线电视网络中的俄语内容激增。10年前,一些立陶宛国家频道的俄语节目内容占所有节目的一半。

由于俄罗斯国家媒体对立陶宛民主进程的负面影响,且5年前的克里米亚事件加剧了这种影响,出于安全考虑,立陶宛开始改变这种状况。2013年,俄语电视频道PBK(第一波罗的海频道,2003年开始运营)由于歪曲1991年1月13日的悲剧事件,被立陶宛监管机构彻底审查,PBK的部分节目被禁播。2014年之后,俄语电视频道的部分节目被禁播,包括NTV Mir和RTR TV Baltic。

2015年,立陶宛成为第一个有线电视网络禁止转播部分俄语电视节目的国家。受到影响的俄语电视频道与国家监管机构之间的诉讼程序在其后的几年里一直持续。禁令在后续几年内重新修订。至2017年,一些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向全球播放的俄语电视节目都消失在立陶宛观众的视野之外。这一决定通过行政手段进一步执行。

为了满足俄语使用者在电视上获取母语信息的需求,政府在2017年做出决定,在国家广播网络中增加24小时俄语频道“目前时间(Current Time)”。该频道由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联合建立,由美国国会提供资金。“目前时间”于去年9月1日在立陶宛开播,覆盖了立陶宛98.3%的观众。

考虑到波兰语使用者的需求,立陶宛政府与波兰政府签署了协议,推进在立陶宛东南地区转播5个波兰国家电视频道的项目。该项目最初为期1年。有趣的是,在苏联时期,立陶宛西南部居民可以接收到两个波兰国家电视频道,得以了解铁幕外世界的观点。这些节目被认为对他们的世界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个波兰语国家频道(TVP Polonia、TVP Info、TVP Historia、NUTA.TV 和 Power)在立陶宛东南部的转播是受负责电信政策的立陶宛交通部委托。此项目由立陶宛广播电视中心实施,政府为转播提供资金支持。

禁止转播某些节目内容以保护信息领域的公共安全,并非立陶宛所独有。近年来,拉脱维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也禁止播放某些频道,并严格限制对一些俄语电视节目的收看。立陶宛国家监管机构表示,实施禁令是因为俄语电视频道正在破坏立陶宛的民主进程,传播虚假信息。去年,外交政策理事会“乌克兰棱镜”(Foreign Policy Council “Ukrainian Prism”)和波兰智库欧亚国家转型研究中心(the Eurasian States in Transition Research Center)发表题为《中东欧虚假信息恢复能力》的报告(Disinformation Resilie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该报告对14个中东欧国家的脆弱性,以及对来自外部的虚假信息作出反应的准备程度进行了详细评估。该报告得到国际维谢格拉德基金(the International Visegrad Fund)、荷兰政府和黑海区域合作信托基金(the Black Sea Trust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的支持。

该报告提出了虚假信息恢复能力指数(Disinformation Resilience Index)评估。DRI由3个综合指标组成:1、群众对亲克里姆林宫媒体的认知程度(根据文化、历史和其他相似性;俄罗斯媒体受欢迎度;对俄罗斯媒体的信任程度;传播亲克里姆林宫观点的国家媒体的受欢迎度)。2、系统性应对的质量(制度发展、法律规章、长期计划、对弱势群体采取的措施、民间社会的反应、媒体管理规章)。3、应对数字挑战的脆弱性(俄罗斯社交媒体受欢迎度;线上平台传播的亲克里姆林宫的内容;数字立法)。

据调查,立陶宛受到亲克里姆林宫媒体的影响程度属于中等(受影响程度最高的是4分,立陶宛为2分),和捷克处在同一水平,略低于爱沙尼亚(2.1分),远低于斯洛伐克(2.5分)和拉脱维亚(2.9分),但高于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均为1.3分)。在系统性应对质量水平方面,立陶宛被评为中等(2.1分,分数越高,质量越差),但仍是表现第二好的国家。在本报告审查的所有15个中东欧国家中,只有爱沙尼亚在这方面明显领先(1.6分),摩尔多瓦(3分)、斯洛伐克(2.9分)、匈牙利和格鲁吉亚(均为2.8分)的表现较差。然而,就应对数字挑战的脆弱性而言(分数越高,表明更容易受到隐蔽的虚假信息的影响),立陶宛在这些国家中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在4分中获得1.8分。

评估各国是否做好应对虚假信息的准备或采取预防措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某一部分居民是“弱势群体”,他们比社会其他人群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外交政策分析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并评估了影响俄罗斯的特定媒体活动有效性的原因。2016年,牛津大学的科妮莉亚·比约拉(Cornelia Bjola)和隆德大学的詹姆斯·帕门特(James Pamment)在《全球事务》杂志(Global Affairs)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由于主流媒体被剥夺了权利或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来源,特定社会群体的脆弱性正在显现。立陶宛的弱势群体是那些难以获得主流信息来源的人。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了他们的语言和数字技能水平,而这是获得信息的前提条件。在立陶宛,这些信息内容主要通过网络获得。一旦限制这些人对传播媒介(免费电视)和媒介语言(俄语)的选择,且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成为受到影响的弱势群体。

鉴于上述情况,对于启动波兰语频道,立陶宛总理表示“通过与该地区人民的交流,我再次了解到,政府必须采取具体措施,以使当地居民获得更加多样的信息来源”。他强调,波兰频道不是立陶宛频道的替代品,而是进一步满足社会知情需要的手段。

参考文献:

1. BNS, “Rusi?kos produkcijos Lietuvos televizijoje ma??ja” (The Russian production in Lithuanian television is decreasing), 30 June, 2019; https://www.delfi.lt/news/daily/lithuania/rusiskos-produkcijos-lietuvos-televizijoje-mazeja.d?id=81594239

2. Telewizja Polska (Polish television), ajk/kn, “Polish television is being created in Lithuania”, 4 January, 2019; https://polandin.com/40705796/polish-television-is-being-created-in-lithuania

3.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Vyriausyb? toliau vykdo ?sipareigojimus: Pietry?i? Lietuvos gyventojai matys daugiau lenki?k? kanal?” (The Government is continuing carrying out its obligations: the inhabitants of south-east Lithuania will see more Polish channels), 9 May, 2018, https://ministraspirmininkas.lrv.lt/lt/naujienos/vyriausybe-toliau-vykdo-isipareigojimus-pietryciu-lietuvos-gyventojai-matys-daugiau-lenkisku-kanalu

4. Volha Damarad, Andrei Yeiseyeu, “Disinformation Resilie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Kyiv, 2018 ; http://prismua.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DRI_CEE_2018.pdf

5. Bjola, Corneliu, and James Pamment. 2016. “Digital Containment: Revisiting Containment Strategy in the Digital Age.” Global Affairs 2 (2): 131–42.

(作者:Linas Eriksonas;翻译:于溪;校对:马骏驰;审核:刘绯)